提起王纶，可能很多人不熟悉，但他说的“外感法仲景，内伤法东垣，热病用河间，杂病用丹溪”学术主张，相信很多人听到过。王纶是浙江慈溪人，系朱丹溪门徒，约生活于明朝成化年间，正德年间官至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做官时期，“朝听民讼，暮疗民疾，历著奇验”，不断研究医学，终于成为一代名医。其主要著作有《明医杂著》、《本草集要》。
王氏治学主张“专主《内经》而博观乎四子”，在医理上以《内经》为主，并受张仲景、刘河间及金元四家学说影响，其认为仲景、河间、东垣、丹溪四人的医学理论，并无优劣之分，只是每个人突出了自己的心得重点。明代以前称张仲景、刘完素、李东垣、朱丹溪四大医家为“四子”，认为他们对医学发展都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至清代、仲景尊为医圣，而把张子和补入称为医家四子，亦作金元四大家）。
王纶首先以发展的观点评论张、刘、李、朱四大医家。正确地估价了他们在医学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并客观地分析了他们之间在学术上的联系。提出学医应以《内经》为基础，兼通四家，各取所长。这种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明清一些以折衷各家之长为特点的医家的学术主张的形成。这类医家如李中梓、程钟龄等。四大医家在《四子大全论》的原文中论述十分精彩，供大家参考：.
“或问：仲景、东垣、河间、丹溪诸书孰优？学之宜何主？曰：宜专主《内经》，而博观乎四子，斯无弊矣。四子之书，初无优劣，但各发明一义耳。仲景见《内经》载伤寒，而其变迁反复之未备也，故著论立方，以尽其变。后人宗之，传用既久，渐失其真，用以通治温暑、内伤诸证，遂致误人。故河间出，而始发明治温暑之法，河间之论，即《内经》五运六气之旨，东垣之说，即《内经》饮食劳倦之义。至于丹溪出，而又集诸医之大成，发明阴虚发热，类乎外感，内伤及温热相火，为病甚多，随病著论，亦不过阐《内经》之要旨，补前贤之未备耳。故曰：外感法仲景，内伤法东垣，热病用河间，杂病用丹溪，一以贯之，斯医道之大全矣。”后世医书，论及“四子”者颇多，但都无逃乎王氏所论之范围，其影响可知。
王纶在学术理论上特别在内伤杂病方面，继承东垣、丹溪之学，并能融会贯通而有所发挥。他不仅善用滋阴降火，而且精娴于甘温除热，如对风、寒、暑，分别以感风、伤风、中风；感寒、伤寒、中寒；感暑、伤暑、中暑等命名。若“为伤寒、伤风及寒疫也，则用仲景法”，若是“天行温疫、热病……宜用刘河间辛凉、甘苦寒之药以清热解毒”。
王氏把外感风寒与温热的论治区别开来。对于内伤发热，则以阴阳为纲，若内伤元气，阳气下陷，内生虚热，“宜用人参、黄芪等甘温之药”，其重者宜用“东垣法加熟附子补之”；若内伤真阴，阴血既伤，阳气偏旺而变为火，则依丹溪法“用四物加黄柏、知母，补其阴而火自降”。王氏对血虚、阴虚发热论治剖析甚微，认为“若阴微阳强，相火炽盛，以乘阴位，为血虚之病，以甘寒之剂降之，如当归、地黄之属”；“若肾水受伤，其阳失守，无根之火，为阴虚之病，以壮水之剂制之，如生地、玄参之属”。总之，王氏对发热之症，分内感与外伤，内伤以阴阳为纲，集东垣、丹溪之长，详审证因，并不偏主四物加知、柏以生血降火，也很重视壮水滋阴及甘温除热；对外感以寒热为辨，倡用仲景、河间之法，把外感风寒与温热的论治区别开来。
王氏对杂病的论治，以气、血、痰、郁立论，以广丹溪之余绪。他说：“丹溪先生治病，不出气、血、痰，故用药之要有三：气用四君子汤，血用四物汤，痰用二陈汤。久病属郁，立治郁之方，曰越鞠丸”；进而指出：“气、血、痰三病，多有兼郁者，或郁久而生病，或病久而生郁，或误药杂乱而成郁。故余用此方治病，时以郁法参之，气病兼郁则用四君子加开郁药，血病、痰病皆然。故四法者，治病用药之大要也。”王氏在“杂病用丹溪”的思想指导下，对四法治病作了广泛的发挥。认为杂病病机，不外气、血、痰诸病，均“以郁法参之”。
例如对于痰证的施治，王氏强调健脾和顺气两法，以降火软坚化痰为原则，如热痰清之，湿痰燥之，风痰散之，郁痰开之，顽痰化之，食积消之等。其认为二陈汤只宜于治湿痰、寒痰、痰涎之证。如果因火邪炎上，熏于上焦，肺气被郁，津液随气而升，为火熏蒸凝浊郁结而成者，并非中焦脾胃湿痰、冷痰、痰饮、痰涎之证，所以汤药难治，亦非半夏、茯苓、苍术、枳壳、南星等药所能治也。故自制化痰丸，以天门冬、黄芩泻肺火，海浮石、芒硝以软坚，瓜蒌润肺消痰，香附开郁降气，连翘开结降火，青黛降郁火，皆不用香燥之剂。另外，如痰在皮里膜外，非姜汁、竹沥不能及；痰在四肢，非竹沥不开；痰在经络中，亦用竹沥，必佐以姜、韭汁；痰在胁下非白芥子不能达；痰在上者应吐之；痰在中者，应下之。王氏博采众长，使痰证诊治臻于完善。
王纶在学术理论上能融会贯通并有所发挥，并吸取了一些民间运用的外治法，较前人论述显得全面而深入，也符合实际情况，其学说对后世有相当影响，属实值得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