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中华民族认识和利用茶叶的历史源远流长，据《神农本草经》载：“神农尝百草，日遇十二毒，得荼而解之。”这里所说的“荼”是一种野生植物，具有解毒之药性。如果说远古的神农氏尚属传说时代，对其记载不足作为凭信，那么到了多年前的汉代，茶作为饮料已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则是史实。汉人王褒《童约》载：“烹荼净具，武阳买荼。”据学者研究，“荼”即指茶，“烹荼”即烹茶，而且当时人们饮茶已有讲究。《尔雅》：“今呼早采者为茶，晚取者为茗。”足见汉代对茶在品质上已有所细分，可谓中国茶文化之滥觞。
东汉陶茶碗
三国魏国玉杯洛阳市文物工作队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道教、佛教的兴盛，茶与宗教产生了联系。茶清淡幽香的特性引发人们的联想。在道家看来，茶是助炼“内丹”、升清降浊、轻身换骨、修成长生不老之身的好饮品；在佛家眼里，茶又是清心寡欲、借以禅定入静的有效之物。这样，茶已经脱离了作为单纯饮料的物态形式，具有了显著的社会功能、文化功能等精神层面的内涵，茶文化已初见端倪。
北齐范粹墓出土白釉四系罐河南博物院
对于文人而言，茶的先苦后甘的自然属性，正暗合了士阶层追求理想所走的人生道路，故而这一时期文人饮茶之风兴起，茶成为引发思维以助清兴的手段。“竹林七贤”亦时不时地以茶代酒，以表清高。同时，有关茶的诗歌也层出不穷，如杜育的《荈（chuǎn）赋》是专门歌咏茶事的诗赋，它完整地阐述了茶叶的种植生长、采摘时节、烹茶用水、茶具选择、饮茶功效等，奠定了中国古代早期茶文化的基础。从诗赋中不难看出，这时已开唐宋茶道之先声。
唐代茶文化得以快速发展，陆羽《茶经》不仅对茶的起源、种类、特征、制法、烹煮、茶具、饮茶风俗、名茶产地等作了全面论述，更为重要的是把儒、释、道诸家精华及诗人的气质和艺术思想渗透其中，创造了中国茶道精神，奠定了中国茶文化的理论基础。茶道文化因陆羽《茶经》而形成的一套崭新的文化体系受到了文人、僧侣乃至皇室贵族的接受和推崇。在陆羽茶道普及的基础上，又出现了斐汶《茶述》、张又新《煎茶水记》、苏广《十六汤品》等茶事、茶道专著。
年河南陕县唐墓出土白釉环柄杯
唐代茶道的形成亦与禅教的兴起有关。禅宗重视坐禅修行，要求参禅的僧人“跏趺而坐”“过午不食”，并排除所有的杂念，以达到身心一致。而茶则有提神养心之效用，能促进入静专思，摒除杂念，因而成为禅僧首选的饮料，遂有“茶禅一味”之说。于是寺院饮茶之风大盛，形成茶道中的寺院茶礼。寺院内设有“茶堂”“茶寮”，是专供禅僧礼宾、品茗的地方；还设职“茶头”，专司烧水煮茶、礼佛待客。在寺院茶礼中，有着固定的程序、严格的等级，用于不同的场合，形成独特的寺院茶道，并融入寺院生活的仪轨。诗人刘禹锡参拜西山寺时，曾受到过寺僧以茶礼款待。
唐代文人士大夫更是茶道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如颜真卿、李德裕、刘禹锡、皮日休、白居易等均是茶道中人。诗人白居易就亲自辟茶园，种茶烹茗，乐天安命，并经常举办“茶会”，以茶会友。茶会是当时文人们一种常见的联谊方式，成为文人相互结识，联络感情，切磋茶技的重要场合。在茶会中，这些文人雅士自然免不了品茗吟诗，内容也多以茶事为题。而且常常采用联诗和韵的形式，即由一人开启始端，其余的人按韵联诗。到了晚唐，茶会活动更是丰富多彩，出现了品评新茶的“斗新”及音乐歌舞等助兴内容。
僧人与文人士大夫饮茶之风也悄然吹进深宫，宫廷茶道随之盛行起来，陆羽的师父智积禅师曾被召入宫中为皇帝煮茶。唐朝已有贡茶制度，除州郡所进贡茶外，大历元年（年）与大历五年，朝廷先后在宜兴和顾渚设置了“贡茶院”，作为专门进奉宫廷御用茶叶的基地。每年新茶下来后，即分批通过驿道，用快马日夜兼程赶在清明节前贡奉到京城。每年宫廷都要举办规模盛大的清明茶宴，参加人员不仅有皇亲国戚、王公大臣，还有外邦使者等。
宫廷对茶道的重视和喜爱，促进了唐代茶具制作工艺的发展。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了一套唐代宫廷茶具。据同时出土的《物账碑》记载，这批茶具有“笼子一枚重十六两半，龟一枚重廿两，盐台一副重十一两，结条笼子一枚重八两三分，茶槽子、碾子、茶罗、匙子一副七事共重八十两”等。唐僖宗奉献于法门寺的这批皇家茶具是最高礼遇的佛教茶供养，同时也反映了唐代宫廷茶道的奢华。这批茶具展示了从烘焙、研磨、过筛、贮藏到烹煮、饮用等制茶工序及饮茶的全过程，且配套完整，自成体系，为迄今发现时代最早、等级最高的金银茶具，每一件都是完美的艺术精品。
法门寺地宫出土唐鎏金飞鸿毬路纹银笼子（炙烤器）原作者西安李曼丽供图
法门寺地宫出土唐鎏金仙人驾鹤纹壸（kǔn）门座茶罗子（筛罗器）原作者西安李曼丽供图
法门寺地宫出土唐鎏金银龟盒（贮茶器）原作者西安李曼丽供图
宋代伴随着都市商业的繁荣，文化艺术异常活跃，茶文化亦步入鼎盛时期。宋代社会各阶层，上自帝王，下至乞丐，无不以饮茶为乐事。时人李觏《盱江集·富国策》云:“……君子小人靡不嗜也，富贵贫贱靡不用也。”王安石《临川集·议茶法》说：“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宋太祖赵匡胤更是位嗜茶的主，朝臣们自然纷纷媚上效仿皇帝的喜好，一时间宫廷茶道日盛。朝廷设有专门的事茶机构，掌管宫廷茶事。宫廷用茶有严格的等级，龙茶供皇帝专用，有时皇帝也将其赐予王公大臣，而其他不同等级的茶则按宫廷成员地位高低有所区别。
宋代文人茶道之盛，更是超越前朝，出现了专门的茶会社团“汤社”。当时的茶道中人大多是著名文人，如徐铉、王禹偁（chēng）、林逋、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梅尧臣等。他们或诗茶唱和，或将琴棋书画这些文人的雅兴融入茶道中，使茶文化的内涵得以拓展。茶道的兴盛促使了宋代茶学大兴，一批研究茶事的论著纷纷问世，如丁谓《建安茶录》、蔡襄《茶录》、宋子安《东溪试茶录》、黄儒《品茶要录》、赵汝砺《北苑别录》、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以及南宋审安老人的《茶具图赞》等；就连身为皇帝的宋徽宗赵佶亦痴迷于茶事研究，著有《大观茶论》。这些论著无疑对当时茶道的普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茶道文化在宋代的普及已深入到民间各个阶层，特别是在当时的都市中，茶肆、茶坊林立，茶会此起彼伏。宋人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就展现了当时汴京开封茶事的繁荣景象，画卷中除了诸多店铺、摊贩外，茶肆、茶坊错落期间，“茶旗”随风摇曳。甚至到了深夜，还有提壶叫卖者，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载：“至三更天方有提瓶卖茶者，盖都人公私营干，夜深方归。”
南宋建窑油滴茶盏日本东洋陶瓷美术馆
南宋吉州窑木叶盏
宋代茶道有“点茶”之法，即将茶饼碾磨成粉，过罗筛细，放于茶盏中直接用沸水冲泡。以此法品评茶叶质量优劣、茶道艺能高下的活动又被称为“斗茶”。宋代“斗茶”的情景我们从范仲淹的《和章岷从事斗茶歌》中可窥知一二。宋代茶道文化相对唐代而言，在茶叶生产的过程、成品的样式、点茶技艺、茶艺器具、鉴赏标准等方面都产生了较大的变化，远比唐代精细，更注重感官体验和艺术审美。宋代茶点成后，茶色尚白，茶盏尚黑，建窑所产绀黑色茶碗就有兔毫盏、油滴盏、曜变盏等多种，黑色的碗壁映衬着白色的茶汤，这种反差对比强烈的审美情趣极具时代特色。
到了蒙古族建立的元朝，这些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虽亦好茶，但根植于游牧生活的民族性格使之对烦琐的茶艺颇不耐烦。茶文化在这种思潮中发生了变化，茶艺趋于简约，返璞归真。直至明代，依然保持了茶艺的简约化。虽然饮茶之风已深入社会各个阶层，但昔日茶道中的诸多程序以及所包含的丰富文化内容已不复存在。明末清初，精细的茶文化一度有些许的回光返照，不过，制茶、烹饮的传统终未回到宋代时的复繁。这一时期，茶的饮用方式已改成流行的“撮泡法”，人们对各种茶品更在乎的是味觉上的享受。与此同时，茶具的款式、质地、花纹也呈现出千姿百态，追求其在视觉上的艺术性。
源远流长的茶文化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世界各地的文化也产生了影响。最先受到影响的是朝鲜、韩国、日本等国，随着佛教的东传，中国茶文化迅速传播到这些国家。特别是在日本，茶文化得到了充分发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日本茶道。明清时期，随着中西贸易的频繁，中国的茶叶也与丝绸和瓷器一样，成为外销商品的大宗品类，饮茶之风在西方也逐渐兴起。如今，茶已经成为风靡世界的三大无酒精饮料之一，饮茶嗜好遍及全球。
※本文文字内容根据陕西西安李曼丽《源远流长的茶文化》一文编辑整理,原文刊载于《收藏》年07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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