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忠可在《金匮要略论注》里说：“予友骆天游黄疸，腹大如鼓，百药不效，用猪膏四两，发灰四两，一剂而愈。”这个医案是燥瘀黄疸，燥瘀黄疸如用清利湿热的常法去治疗，自然百药2
徐氏和张石顽一样，懂得“黄疸有干有湿”这个道理，所以用猪膏润燥以助血脉之流通，用发灰行瘀以助气化之恢复，二者配合，既补虚，又去实，对燥瘀黄疸中的虚证十分贴切，所以获效。浙江已故名中医杨则民还认为猪膏发煎可治女劳疸，这是很有见地的。魏玉横《续名医类案》里，有这样一个医案：“朱天一，年二十余，喜食糖及燥炙诸饼，忽病黄，面目如金，脉之关数实有力，尺滑，大便六七日不行，小便黄涩。此敦阜太过，加以素嗜炙火，其色必黄，非湿证也。与小承气汤加当归白芍，一剂便行而瘥。”这也是燥瘀黄疸，但前一案久治不效，虚多实少，此案未经误治，实多虚少，兼有实热，所以用小承气抽薪泄热，实热去则阴自复，加入归、芍润燥行瘀，瘀结去则黄自退。且大黄得归、芍，攻邪而不伤正，归、芍合大黄，推陈致新效更强，这样组方，十分简洁恰当，对人很有启迪。此案因药证相合，所以也一剂而瘥。有这样一个医案：徐XＸ，患黄疸病，治疗二月余，病情有增无减，后邀老中医章柏年往诊，见前方大都用茵陈蒿汤栀子柏皮汤、茵陈五苓散三方出入，而患者已有阳证转阴之象，于是改用茵陈术附汤。治疗十天后，反而燥象毕露，章老亦感棘手，乃挑灯夜读，遍查方书，最后根据王肯堂“治疸须分新久”“久则气血虚弱，必用补剂，庶可收攻”之说，改用归脾汤，重用熟地，少佐茵陈，就逆转病势，取得了效果。但时医只知黄疸属湿，熟地恋湿，多不敢用，殊不知《圣惠方》治心黄的生地黄饮子，《千金方》治急黄的地黄汁汤方，《幼科铁镜》治胎黄的地黄茵陈汤，都用地黄为主药。《圣济总录》治黄疸的木通汤，《外台》治黄瘟的黄连丸方，《医学传灯》治黄疸的加减柴胡汤等，也都有地黄。张景岳说茵陈治疸，“黄而湿者多肿，再加渗利；黄而燥者干涩，再加凉润……”，此案熟地茵陈合用，与景岳所说的后一治法大致相符。我去年治钱某，因急性黄疸肝炎入院，用中西药治疗一个月，巩膜黄染＋＋＋，黄疸指数65单位，月底由某主治医师介绍来我处诊治。见其并无湿热之象，惟倦乏较著，身黄目黄溲黄，作虚黄治，用桂枝加黄芪汤倍黄芪、芍药，予四帖黄即迅速消退。继续治疗，黄疸指数也逐渐降至正常。此案起初也是清热利湿行瘀之品备尝，但总不退黄，改方后消退较快，以后几诊，坚持守方，药味基本不变，只在最后一诊时才改用异功散合当归补血汤作病后调理之用。
关于非湿黄疸，实际上前人早有论述，如《幼科择迷》“身不痛，有干黄者，燥也”。王海藏说：“干黄，燥也，小便自利。”刘宗厚说：“一身尽痛而黄者，湿胜也……干燥者，热胜也。”张景岳说：“惟以干涸，所以枯黄。”黄宫绣说：“如亩值于大早，则苗必燥而黄，是苗因燥而黄者也；大涝则苗必湿而黄，是苗因湿而黄者也。”这个比喻，说得最为形象。由于以前没有论非湿黄疸之专文，以上医家之论干黄，又都是一鱗半爪，所以影响不大，又因后世医家多遵朱丹溪、陈修园之说，使仲景论燥黄之旨，未能昌明，所以非湿黄疸值得认真讨论一下。医者忽视燥黄而泛用渗利清通的误治案，古今都很多，这种失败的教训，应当引起我们重视。
赵养葵鉴于此种弊病，曾经说：“有湿热发黄者，当从郁治，凡湿热之勃，不郁则不黄，禁用茵陈五苓散，凡用茵陈五苓散者，十不生，当用逍遥散。”这虽为纠弊而发，但太偏激了，茵陈五苓散治湿偏胜的黄疸还是有效的，“十不一生”这话，也太夸大了。但黄疸以肝病居多，肝病未有不郁，郁则每每克土，而逍遥散能疏肝健脾，且方中归、芍柔肝活血，茯苓利水渗湿，如临证再作适当加减，借治黄疸，是一张很可取的方子，故赵氏的经验之谈，是值得我们重视的。陈复正说：“黄病，昧者一概呼为湿热，无非除湿利水，清热退黄，除此之外，无别法矣。”这话就现在来说，仍然是切中时弊。沈金鳌说：“脾土色黄，病则成疸，其病缘何，先因虚损，复感湿热。”这一见解，有一定道理，黄疸病人大多脾运不健，如果单治湿热，用大剂苦寒淡渗，损伤脾胃，劫烁津液，即使是湿热黄疸，也难以取得满意的疗效，如果是非湿黄疸，这样用药，尤其错误了。
《内科临证录》说：“今人常误认为茵陈为退黄之专药，并有无疸不用茵陈之流弊”，“这种一病一药的观点，应该说是错误的。”这个说法，我完全赞同。张景岳基于黄疸多属肝病而肝病多郁的认识，减去茵陈一苓散的茵陈，加入柴胡，制成柴苓饮，这样化裁古方，很有巧思。陈歧德说：黄疸“有热多湿少者，有湿多热少者，有湿热全无者”，“今医治此，概用五苓套剂，岂能愈乎。”重温上述论述和治法，对纠正现在治疸泛用清利湿热法的偏向，无疑是有益的。总之，黄疸有非湿，治疗要灵活。